網站首頁 | 論壇首頁 | 尋根系統 | 紀念館
 
 
績溪胡氏探秘
[ 來源:胡氏宗親網 | 編輯:南山 | 時間:2010-09-11 14:32:48 ]
績溪胡氏探秘

時間:2010-8-25 10:53:55 來源:原創 作者:黃來生 
--------------------------------------------------------------------------------
http://www.jixizxw.com/xxshow.asp?id=15&ListID=5&.html


一、龍川胡,和諧治家,精忠報國

1672年前,也就是東晉337年,官封歙州散騎常侍(相當于后來徽州一府六縣地區范圍還要大一些的最高行政長官)。胡焱來到歙縣華陽鎮(即后來的績溪)登源龍川,發現這個地方“東聳龍須,西峙雞冠,南則天馬奔騰而上,北則長溪(登源河)蜿蜒而來”,背倚石金諸山,面朝石笏(山),水口如封似閉,氣勢雄渾,羨其山水清麗,于是舉家從山東青州濮陽板橋村遷到龍川之水口上的荊林里定居。打那以來,滄海桑田,時光流逝,胡焱的子孫枝繁葉茂,派衍紛呈,形成了廣布績溪徽嶺南北和縣外各地的龍川胡姓大族。由于這些胡姓后裔都發源于績溪龍川,故在修祠堂、修宗譜時便冠以“龍川胡姓”之稱,所有的龍川胡姓子孫都尊胡焱為龍川胡始祖。明代嘉靖年間吏部兼兵部尚書的婺源人汪鋐在《胡氏族譜序》中說:“吾徽固多世家,而華陽則以胡氏為首,胡氏文以龍川為首,龍川之胡氏,我徽郡罕見有出其右者!”

春光明媚、姹紫嫣紅的龍川,籠罩著祥和的瑞靄。我們在龍川胡氏第48代裔孫女胡錦霞的陪同下,漫步觀賞著安徽省重點文保單位奕世尚書坊和國家重點文保單位龍川胡氏宗祠精美絕倫的石雕和木雕藝術,在被建筑大師鄭孝燮譽為“木雕藝術廳堂”的胡氏宗祠內,錦霞老師指著祠堂西廂第一塊隔扇門的裙板說:“這塊荷花圖板,主圖雕刻著荷花與螃蠏,荷,和也,蠏,諧也,它的寓意非常明顯,就是家族和諧。還有幾幅分別是和順、和美、和鳴的意思。家和萬事興嘛,我們龍川胡家族就是一個從古到今講究和諧中庸的大家庭。這也可以說是一千多年來,龍川胡家族興旺、人才濟濟的一個重要基礎。我們績溪人講文化之邦、名人故里、和諧之源、徽菜之鄉,不是浪得虛名,而是有歷史根據的。您看這些古代木雕的內容,不就充分證明這一點了嗎。”

說到這里,胡錦霞老師又向我們講述了他們家族的中興始祖胡念五捐資建造半個杭州城而不愿做官的故事。胡念五,又叫胡之綱,是兩宋期間龍川胡的大富翁和大善人,他廣有田土三萬頃,遍及徽、嚴、杭、寧四地,每年打糧十萬石,僅交皇糧就要交幾萬石,可謂當時江南的殷商大戶了。當時鳳陽府發生災荒,他輸糧五萬石給予救濟。皇上要建杭州城,看他有錢,就下詔叫他修半個杭州城。按照皇上旨意,念五公修成了半個杭州城,朝廷嘉獎他,詔封他為“提干”(相當于現在的廳局級干部)。念五公不屑與秦檜為伍,不愿為官,于是就在龍川隱居,龍川胡氏宗祠就是這個時候建的。據說念五公為人大度寬廣,養士多多,頗有孟嘗君風度,所以當時的堪輿大師賴文正與他成為莫逆之交。

在龍川胡的歷史上,最出名就是精忠報國的抗倭統帥胡宗憲了。胡宗憲小時候就非常聰明,23歲中舉人,27歲考中進士,29歲就當上了山東益都縣令,36歲擔任浙江余姚知縣,37歲升任湖廣監察御史,38歲在擔任宣大巡按監察御史任上時,機智勇敢,平息了兵變風潮,39歲擔任北直隸巡按監察御史時,提了著名的《籌邊八議》。40歲擔任湖廣巡按監察御史,43歲擔任浙江巡按監察御史后,開始了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抗倭大業。明代嘉靖年間,我國東南沿海,倭寇肆虐,凃毒生靈,而明朝軍隊腐敗無能,屢戰屢敗,不僅東南沿海一帶百姓的慘遭屠殺劫掠,甚至于毗鄰的江西和江南一帶,也難以幸免。績溪縣的老學究,對胡宗憲頗有研究的徐子超先生向我們介紹:胡宗憲擔當抗倭重任以后,在總結前人抗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攻謀為上,角力為下”的戰略方針,先后誘降和剿殺了辛五郎、徐海、王直等倭元兇。在抗倭斗爭中,胡宗憲先后被晉升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浙江巡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福建等處軍務及右都御史兼理浙江巡撫,48歲時晉升為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兼總督,49歲時擔任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節制江西等東南七省總兵,加少保銜,可謂位極人臣了。績溪另一位胡宗憲研究者洪樹林先生還向我們講了幾則關于胡宗憲抗倭的故事。

眾所周知,在明代抗倭歷史中,有一支作戰一往無前的軍隊,那就是“戚家軍”,曉勇善戰的戚繼光,則老少皆知。然而,這戚繼光與戚家軍卻都是胡宗憲培育出來的。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胡宗憲出任浙江總督,對戚繼光請求創立兵營的建議很重視。但是明朝的軍隊編制是有嚴格規定的。到世宗時,“額兵存者僅半”、“支糧則有,調遣則無”。要建立一支配備精良、能守善戰的隊伍,談何容易!

嘉靖二十七年(1557),倭寇侵犯樂靖、瑞安、臨海等地,戚繼光由于種種原因而來不及援救,致使這些地方受到劫掠,胡宗憲主動承擔責任,以“道阻不罪”戚繼光;戚繼光“尋會俞大猷兵,圍王直余黨于嶺港,久不克,坐免官。”胡宗憲又上疏朝廷,極力解救。要戚繼光“戴罪辦賊”;給事中羅嘉賓彈劾“繼光無功,且通番”,胡宗憲則以當時實情為其辯護,讓他“以平王直功復官”,還讓戚繼光改守臺州、金鄉、嚴州三郡。

1558年,永康縣鹽商施文六到義烏城南50里的八保山開礦,被當地大族首領陳大成阻撓。雙方互不服氣,引起流血械斗,被卷入的人越來越多,方園幾百里地群情沸騰,事態不斷地擴大。總督胡宗憲聞訊后,即前去調處,他在平息事件中,了解到義烏、永康一帶民風淳樸,性格粗獷,勇敢標悍,能吃苦耐勞,有自衛感,并對倭寇深惡痛絕,故派戚繼光前往募兵。還趕寫一本“奏保戚繼光專掌訓練水陸事宜疏”,接著又寫了“遵旨練兵請期三年疏”和“遵旨練兵毋任監軍牽制疏”,讓戚繼光專心專意培養一支訓練有素的精兵。

在練兵中,戚繼光沒有辜負胡宗憲對他的關心和期望。胡宗憲說:“夫廉則生威,欲則不剛”,戚繼光處處以身作則,用行動使將士信服;胡宗憲不允許有貓鼠同眠的“猾軍悍卒”。戚繼光對招募者逐個審核,擇優錄用,還教育將士以人民生命財產為重,要體恤百姓。胡宗憲強調“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戚繼光要官兵互敬互愛,風雨同舟,榮辱與共。胡、戚兩人還經常一起探討孫子兵法。后來,戚家軍成了一支既有高昂斗志,精神飽滿,又有靈活機動戰略戰術的軍隊,成了一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勁旅,在平定倭患中立下了赫赫戰功,在維護民族尊嚴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有位歷史學家曾說:“沒有胡宗憲就沒有戚繼光。”

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一日,陰云厚積,陣陣秋風刮過,刮落了樹上頭一批已黃的樹葉,在地上旋舞了一陣后,便靜靜地躺在了地塝下、地溝里、灌木叢中。綿綿秋雨季節來臨了。俗話說,八月蒙霧灑,有米無柴煨。可是,浙江平湖城的老百姓早就無米下鍋了。前不久,城外那一望無際沉甸甸的稻谷被倭寇燒得精光。老百姓開始成群成隊地外出逃荒了。

這一日,平湖城門守軍一打開那兩扇厚實的包鐵大門,逃荒人群就向城外涌去,可是他們前腳還沒踏出城門洞,立即掉轉身,爭先恐后地逃進城來。那位守城門的校尉不解地向城外望去,一個哆嗦,倒吸了一口冷氣,只見得城外田野上黑壓壓地站了一大片兇險惡煞的倭寇。校尉忙不迭地和士兵們一道關上城門,下了千斤閘。即去總督行營報告。

此時,總督行營里,總督胡宗憲正與工部尚書兼督察趙文華、浙江巡撫阮鄂、浙江巡按趙孔昭等軍政高級官員們開會,商議明日接受倭寇巨酋徐海投降儀式一應事宜、分析可能發生的變故、布置應變措施。聽了守門校尉的報告,胡宗憲心里不免一個咯噔,嘀咕道:“這孽障,莫非又反悔了!”嘴上則招呼大家說:“走!先去看個究竟再說!”

胡宗憲一行來到城樓上,只見一千余名倭寇徒手列隊城外大道上,兵器全都集中堆在路邊田埂上,徐海身穿白藍相間的僧帽僧衣,十幾個大頭目一字兒排在他身后。徐海不等胡宗憲責問,就叩頭謝罪道:“天星爺,死罪,死罪!我等感受天恩,情愿早一日歸順,沒來得及報告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宗憲一直懸浮在半空的心才放落下來。但是他深知徐海狡猾多端、兇猛難圖。他讓戚繼光去傳令各個預先埋伏的部隊按原定的防變方案迅速作好準備。繼而由中軍向徐海曉諭:“督帥鈞旨,同意提前一日代天受降。只準許你帶200人進城參加儀式,其他人一律在城外列隊靜候,不得到處亂走,更不準騷擾附近村舍百姓,違令者按大明軍法論處。”然后打道回行營,準備受降。

徐海一人在前,后面緊跟200名大小頭目成四路縱隊昂首挺胸進城,走過護城河,河上的吊橋立即被拉起,徐海見此,心里先虛了三分;他們一過城門洞,城門立即重新關閉,也就隔絕了他們的退路以及與城外部屬的聯系,徐海心里又虛了三分,而尤其叫他膽戰心驚的,是他們如同進入了一條充滿仇恨的鋼鐵“胡同”;明軍在街兩邊緊緊密密地排了三層,第一層為團牌袞刀手,第二層為長槍手,第三層則是弓箭手,而且個個都是身強力壯的年輕軍健,那一道道虎視眈眈盯著他們的眼光里,充滿了強忍住的刻骨仇恨,隨時隨地都能把他們撕成碎片,踏為肉醬。徐海一行倭酋原先那點不服輸的傲氣頓時被消失得無影無蹤,垂頭喪氣、小心翼翼走完這仇恨胡同,到了總督行營前的教場。

總督行營設在被廢置的市舶司的衙門舊址。衙門前原是非常繁華熱鬧的丁字街頭,市舶司撤消,海禁加嚴后,來往客商少了,街市清冷下來了。前年又被徐海一把火燒去一大片店鋪和民房,成了一片瓦礫廣場。胡宗憲設了總督行營后,就將這瓦礫場平整為操練軍隊的教場。

此時,那三里見方的教場,四周團團圍著紅墻,一條黃土甬道,直通總督行營新砌的門樓,那門樓蓋造得雖然簡單,但是筑在兩丈多的高臺上,顯得氣慨非凡。那高臺也即是點將臺。點將臺左右首各豎著一根沖天的大紅旗桿,桿頭上一面鑲紅色齒牙邊杏黃長方綢旗,被強勁的海風吹拂上了天,似乎是要脫桿而去,左首大旗中間好大一個“帥”字,右首大旗中間則是好大一個“胡”字。甬道兩邊靜蕩蕩地排列著數千馬軍和步卒,馬皆驃肥,兵盡壯健,加之旌旗耀目,戈戟如林,徐海這撒野慣了的海匪,哪見過這種嚴整的軍容陣勢。心里那剩下的一分傲氣也虛盡了。徐海一行被旗牌官引到點將臺前五丈遠的甬道中間站定。

少刻,行營內轟隆隆地響了三聲號炮,門樓大門洞開,鹵簿一對對地緩步出來,分開在點將臺正面和左右兩邊站定。接著,全軍士兵低聲齊呼場威“哦……,哦……,哦……,……”這低沉的場威呼聲在徐海這批海匪聽來,比往常戰場上的喊殺聲還震人魂魄,猶如海嘯激起的旋渦,要把他們吞進那無底的深淵一般,令他們膽戰心驚。此時此刻,已容不得他們胡思亂想,只見得從行營大門內疾步走出兩列將官,一個個頂盔束甲,雁翅般排列在點將臺下甬道上。又是三聲號炮,校場頓時肅靜無聲,但見胡宗憲、趙文華、阮鄂、趙孔昭、任環、盧鏜、戚繼光、俞大猷八位文武大臣緩緩出來,胡宗憲和趙文華在點將臺中間兩只太師椅上坐了,其他六人分坐左右成八字排列的鼓形紅木凳上。

中軍揮了揮令旗,大聲宣布道:“受降儀式開始!”九門號炮齊鳴,全場官兵齊喊:“嗨……!”于是者五次,表示九五之尊--皇帝親迎現場。徐海等人即跪伏于地,以示攝服于天威。

中軍又揮了揮令旗,大聲道:“徐海乞降!”徐海等即行三跪九叩首大禮,連呼:“天星爺!死罪!死罪!”200名倭酋隨同應呼:“死罪!死罪!”

胡宗憲走下點將臺,手摩徐海頭頂說:“你們長久以來,危害東南各地,給老百姓造成了深重的苦難。今天,既然投降歸附,朝廷又赦免了你們,必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許再為盜作孽了!”徐海復又叩著頭高聲呼喊:“天星爺!死罪!死罪!”

胡宗憲回歸臺上,中軍宣讀了總督鈞旨,即命徐海率部屬屯居平湖城東郊沈莊,等待宣讀圣旨。徐海等眾酋又一次跪伏叩頭高呼:“遵命!謝天朝寬恕大恩!謝相爺不殺大恩!”

行營內三聲號炮響過,中軍舉起令旗宣布:“受降儀式結束!”

半月后徐海反水復叛,但是,在受降儀式上被國威嚇破了膽的群寇,一時難以振作,不到十天,徐海及其部下1600余寇悉被胡宗憲殲滅。至此,兩浙之倭宣告平息。

龍川胡47世孫胡增順告訴我們,他們龍川胡從唐代以后,出了20個進士舉人,村中牌坊有15座之多。其中著名人物有胡焱、胡汝能、胡思謙、胡思舜、胡之綱、胡思誠、胡舜舉、胡思祖、胡富、胡光、胡秀英、胡宗明、胡宗憲、胡思伸、胡天格等等。胡富為戶部尚書,與胡宗憲并為奕世尚書牌坊坊主。到了清末民國期間,龍川胡氏后人又出了三泰(泰州、泰興、泰縣)茶商胡沇源、胡樹銘、胡炳衡一家,三代打拼,經營徽州茶葉,在江蘇三泰地區及上海創出一片天地,表現出徽州駱駝績溪牛的徽商精神。

帶著對于績溪老徽商的崇敬,我們采訪了績溪徽商研究專家邵之惠先生。邵先生是新編《績溪縣志》編纂,因此,對于龍川胡三代營茶于三泰的事跡耳熟能詳,他向我們娓娓道來。

績溪縣旅外經營茶業者多集中在嶺北的上莊、余村、瑞川、旺川及嶺南的瀛洲、縣城等地。清代道光間至建國初,績溪人大多數于上海、杭州、蕪湖、武漢、泰興、溧陽、淳安、臺灣一帶經營茶莊。江蘇“三泰”地區(泰興、泰縣、泰州)的胡源泰茶莊,就是徽商中的著名寶號之一。這個寶號的開創人就是他們的龍川胡44世孫胡沇源。

清代道光間,胡沇源應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的徽州古諺,由歙縣三陽坑一遠房親戚薦往江蘇東臺茶葉店學徒。胡沇源生性淳厚,為人篤誠,習商刻苦,辦事勤敏,深得店主的信任。后安排他任該店“水客”,專事進山采購徽州高山名茶。采購一職是異常艱苦的差事。因蘇北至徽州相距千里之遙,交通十分不便,每次進山收茶,要將茶葉從徽州山里以騾馬或人工肩挑至歙縣深渡,再以木船由新安江運往杭州灣,還要經海路轉運至蘇北。由于胡沇源不畏艱難,誠懇敬業,勤于茶貨購運,保證了茶莊的正常經營,店東為此獎勵他一筆可觀的酬金。后來,在采購中,自己也順便做了幾筆茶葉購銷生意,積蓄了一點創業的資本,即與當地徽州同鄉的洪、王兩姓合伙于泰興縣開設裕泰和茶號。經營不到一年,奈因該店市口偏冷,生意清淡,洪、王兩姓便動議拆股,沇源毅然買下兩姓的股份,改合資為獨資。這可算是沇源出道后開設的第一爿茶店。到道光末年,他苦心操營,以貨豐價廉取信顧客,生意漸佳,店事日隆。其時,子樹銘在大坑口村已讀完了三年私塾,亦隨父沇源到東臺學生意。咸、同期間,是戰亂頻仍的年代。自咸豐三年(1853)至同治三年(1864)的12年中,太平軍十進績溪,徽州數萬生靈喪命于連綿的兵燹中。而此時蘇北一帶,尚無戰事,局勢甚為安定,市面也較繁華。為維持店業,沇源甘冒生命危險,親自進山收茶。由于貨源不斷,茶品優良,使店中營業得以正常開展,獲利頗豐。當時,沇源既奔忙于商場,又無時無刻不在牽掛著家鄉妻兒老小的安全。同治初,沇源又趁進山采購之機,攜全家老幼逃至東臺避亂,租房暫居于泰興。沇源生活儉樸,精于劃算,不久,又集其所蓄,于泰興獨資開辦了胡源泰茶號。隨之,為培養兒子的經營管理能力,將此店交由兒子樹銘管理。

樹銘接手店業后,刻苦鉆研茶葉貿易業務,很快掌握了茶莊的經營規律。這里地處水陸交通樞紐,過往行旅頻繁,茶店集中,商業競爭頗為激烈。樹銘深受其父的淳淳教誨,不僅繼續保持節儉家風,又多講究信譽,注重商德。從茶葉的選購、裝運、儲存到銷售等各環節都一絲不茍,胡沇源茶號生意日益興隆,以致歷十數年而不衰,成為當地茶業界的佼佼者而名噪蘇北。于是,他在父親的支持下,在當地的十字街口又增設了一爿胡源泰茶號。

清末,沇源以80歲高齡返回大坑口,三年后,便逝于故里,安葬于大排美女攤花(墓稱“永源”)。為繼承沇源創下的基業,樹銘不僅致力于操持店業,還不遺余力地培養四個兒子炳榮、炳華、炳文、炳衡(宗譜稱炳恒)讀書,除炳榮早逝外,其余三人均考取了秀才(二文一武)。嗣后,炳文中年即逝,就由炳華、炳衡兄弟二人接手營商。在艱難的營商經歷中,他們深感徽州商幫在“三泰”雖有名氣,但因店自為營,勢單力薄,難以形成對外幫商賈的抗衡力;且由于同鄉同行的無形競爭,又使得鄉誼漸淡,缺乏扶助精神,長此,對本幫經營亦帶來不利。為團結徽州旅泰商人,聯絡鄉誼,以謀共同發展,經炳華、炳衡倡議并與同鄉的洪、方兩姓聯合發起,組織徽州旅泰商人成立同鄉會,設立新安會館,會館置有館舍十余間,水田十余畝,并興建新安公墓一處。同鄉會的建立,強化了徽州商賈在蘇北的競爭力,促進了徽商在“三泰”地區的發展。

民國初,樹銘積勞成疾,不幸病故于里中,享年63歲。店伙趁胡氏子孫返里奔喪之際,勾結外賊,盜走茶貨數十擔,致使胡源泰損失慘重。炳華、炳衡兄弟料理完了父親的后事后匆匆奔返蘇北。他們經商議,決定調整內部人事,嚴格規章制度,又因有其他幾爿店的資金作通融周濟,終使該茶號經營復生。民國六年(1917),炳華、炳衡發奮圖強,重興店業,立下了胡氏茶業名震“三泰”的宏愿,又于東大街增開茶號,冠名胡震泰。設業二載,經營初有起色。民國九年(1920)的炎夏酷暑,炳衡因回績溪競選省議員,旅途勞累而感染疫癘,醫治無效,逝于大坑口老家,年僅47歲,墓葬于山間岱頂大坦。炳衡去世后,幾爿茶店里外進出概由炳華一人擔當,使其不勝勞累之苦,后也因積勞成疾,亦于民國十三年(1924)病逝于故里,墓葬于正排塢口虎形腳。

20年間,沇源祖孫三代相繼辭世,極大地影響了胡氏茶業的順利發展。沇源孫輩妯娌們遵祖遺訓,處變不驚,苦渡難關,毅然撐起祖業。她們合計縮小店業規模,收歇一爿茶號,合力經營三爿,并大膽調整人事,重金敦聘經理。由于潛心經營,各店業務復又走上軌道,僅半年多的時間,便扭轉了虧損局面。沇源曾孫輩等相繼成人后,兄弟間真誠團結,緊密合作,采納合理化建議,認真治理店業,除經營茶品外,又擴大銷售品種,并在資金的借貸上恪守信用,提高了胡氏茶號的信譽。民國二十二年(1933),又于泰縣增設了胡裕泰茶號。

民國二十七年(1938),日軍大舉進犯蘇北,戰事吃緊,市面蕭條。胡裕泰茶號滯留于碼頭倉庫里的20多擔茶葉、12桶桐油、100條草席等物資被劫殆盡,折值損失達萬余元(老法幣),又一次挫傷了胡氏茶號元氣。但胡氏子孫并未氣餒,為拓展購銷渠道,兄弟間經過商議,仍于民國三十年(1941)在上海長治路開設了胡源泰茶店(申莊),以此作為徽州至蘇北各茶號的轉運站。當時,徽州尚未淪于敵手,所銷茶品,仍由績溪、歙縣、屯溪一帶購進。次年春于績溪、歙縣收購綠茶、花茶數百件,當轉運至浙江杭州時,被國民黨守軍搶劫一空。胡氏茶業再一次遭受嚴重挫折。加之當時國民政府橫征暴斂,捐稅繁重,幾處店業均難以維繼,分居上海、泰州兩地的一大家十余口人不得不另謀生計。民國三十六年(1947),沇源曾孫輩于泰州開設胡源泰茶號,以濟家困。又于民國三十八年(1949)于上海開設胡源泰茶號。

自胡沇源于蘇北開設胡源泰茶號起,歷經百數十年的艱難創業,刻苦經營,傳四代,先后在三泰地區、上海、徽州開設茶莊、茶棧12爿。幾起幾落,歷盡坎坷,但胡氏三泰茶業非但沒有衰落,反而更加壯大了。



二、明經胡,隱居不仕,亦儒亦商

徽州績溪鐘靈毓秀的山川沃土,孕育了胡適、胡雪巖、胡開文這樣名滿天下的巨儒大賈,足為世人所艷羨。但是,卻很少有人知道,他們三位是出自一個胡氏祖宗,而且是“假胡”、“李改胡”或者叫“明經胡”。

為什么叫“明經胡”或者“假胡”、“李改胡”呢?帶著這個疑問,我們前往上莊,采訪了胡適的姪孫胡育凱先生和胡適的堂姪胡從先生。他們介紹說,所謂“李改胡”,就是講,他們的始祖胡昌益公,原來是唐昭宗李曄的兒子,叫李昌翼,因唐末朱溫叛亂,唐皇帝暗將兒子托給在陜縣宦游的婺源人胡三,秘密帶回婺源考水撫養成人,于是便跟義父胡三公改了胡姓,而胡昌翼后來被他的子孫推為一世祖,但都是李姓骨血,所以,這支胡姓便被人稱為“李改胡”和“假胡”了,績溪民間現在還流傳著“胡李不通婚”的風俗,便是這個由來。再說,胡昌翼長大后,考取了后唐同光三年(925)的明經科(唐代科考取士,以詩賦取之者叫進士,以經義考取的叫明經),所以呢,胡昌翼后人又稱自己這一支胡姓為“明經胡”。胡昌翼考取明經后,開始是準備去當官的,后來他的義父胡三公對他講述了前因后果并取出御衣寶物給他看了以后,胡昌翼心想,我本來是堂堂天子殿下,現在被弄得寄人籬下,還去考什么勞什子科舉,這不是一個極大的諷刺嗎?于是,胡昌翼也同歷代隱逸一樣,放浪形骸,徜徉在山水之間,再也不踏進官場一步了。他有一首詩,很好地表達了心志:“家住鄉莊稱僻處,就中幽景勝他人。林園滿目猶堪玩,丘畝當門漸覺新。繹思齋中尋古義,暢情他上釣金鱗。”胡公昌翼,終生不仕,閉門專事經學研究,注有《周易專注》,人稱“明經公”,他的子孫也以經學傳家,所以后人就稱呼這一支胡姓家族為“明經胡”,并尊胡昌翼為始祖。

明經胡氏從胡昌翼開始,到胡適(排行名洪骍,字嗣穈)這一代,香火綿延,已有一千多年歷史。胡適是第42代“洪”字輩人。胡適的長兄名嗣稼,字耕云,排行名洪駿;二兄名國琦,字紹之,排行名洪騅;三兄洪馬丕,字振之。胡適祖父貞綺公,名奎熙,字世恩,號律均,誥封奉政大夫,晉封遵議大夫。有子五人:祥蛟、祥谷、祥紀、祥紱、祥祐。胡適父祥蛟公為長,名傳,字守之,號鐵花,又號鈍夫,加三品銜賞戴花翎,臺灣臺東直隸州知州,候補知府。胡適的母親馮氏,是繼室。那個時候,胡傳在上海縣任上,已經四十七歲了,兒女成行,大兒子都已成家。但家無主婦,甚為不便。聽說附近中屯村馮金灶的女兒順娣很賢慧,便托人說媒,因年齡相差很大,馮父不便作主,就同女兒商量。因順娣見過祥蛟公,所以她很爽朗地答應了這門親事。她說:“不怕年紀大,只要壽年高。”祥蛟公得消息后,大喜過望,急忙納聘完婚,婚后同回上海任上。

1891年12月17日,胡適生于上海縣。這時,胡傳已先往臺灣赴任,數月后,母子共赴臺灣。胡適3歲時,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知州胡傳力主抗戰,戰前派人送胡適母子先回故鄉,留下胡適二哥紹之,與抗法名將劉永福一道,立誓與國土共存亡。他終日奔忙,馬不離鞍,人不解甲。后來,因朝廷斷絕糧草軍援,戰死沙場,成為一名鐵骨錚錚的抗日英雄。胡傳死后,二子紹之扶柩回到上莊,因為父親是違抗清廷命令,抗日犧牲,尸首不全,因此只好借口病死,才免了許多麻煩,草草埋葬于故鄉上莊。所以上莊直到“文革”前期,還流傳著胡適父親不是完尸回家,而是裝了金首回鄉下葬的傳說。文革中,造反派一是因為好奇掘墳,二是因為胡適累及其父祖之墳被掘。績溪縣胡適研究專家胡成業向我們介紹說,胡適先生是一個但開風氣不為先的現代文化巨人,他在家鄉接受了長達九年的私塾教育。他的啟蒙讀物是胡傳手編的《學為人詩》、《律詩六鈔》等書,然后便是傳統的“四書五經”。這期間,胡適還廣泛涉獵家中藏書,讀了《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十幾部小說,還點讀了《資治通鑒》。胡適從小口齒伶俐,十二三歲就給村人講書上看來的故事,大家便稱他“穈先生”。可以說,這九年的家鄉教育使胡適打下了良好的國學根底,也確立了他最基本的學術興趣:哲學、歷史和文學。

1904年是胡適人生道路的一次重大轉折,他隨二哥來到上海進入新式學堂--梅溪學堂求學。第二年秋,轉入學科比較完備的澄衷學堂。1906年秋,又考入中國公學,他在此學習的三年,最主要的活動是與《競業旬報》發生了密切關系,從起初的一般性撰稿發展到擔任該報主編。這期間,胡適深受梁啟超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便在《競業旬報》上用淺近的白話語體大力宣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1908年10月入中國新公學任教員。不久,該校因鬧學潮解散。胡適失學后,曾一度思想消沉,在上海過著放蕩的生活,但很快覺醒過來,并在友人的資助下,于1910年赴京考取“庚款留美官費生”。同年9月,入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讀書,一年半后,轉入該校文學院,主修哲學。1914年2月,胡適在康奈爾大學文學院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第二年考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攻讀博士學位。在留美期間,胡適常發表著作和演說,嘗試白話新詩的寫作。并寫信給國內的陳獨秀、朱經農等人,討論“文學革命”問題。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正式提出“八不主義”的文學革命主張,在充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不久,他應邀回國就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學所主任。12月,胡適回到家鄉與十三年前訂下婚約的旌德縣江村人江冬秀完婚。此后,兩人相伴終生,留下了“胡適大名垂宇宙,小腳太太亦隨之”的美談。

“五四”時期,胡適全面參加了新文化運動在各個領域的斗爭。他參與編輯《新青年》,接辦《每周評論》,主編《努力周報》,發表了有關批判孔教、倡導國語、主張女子解放、教育改良、戲劇改革等大量文章,出版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新詩集《嘗試集》,翻譯不少外國短篇小說,還提出“整理國故”的主張,以實驗主義的方法開展學術研究和考證工作,建立了“新紅學”。此外,胡適還參加了一些社會政治活動,與社會各界人士有廣泛的接觸交往。當時,孫中山、梁啟超、郭沫若、徐志摩、毛澤東、印度詩人泰戈爾和美國司徒雷登等人都與胡適保持著密切聯系。但由于1919年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和此后關于《新青年》編輯方針的爭論,他與新文化運動同盟分裂了。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胡適受聘擔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第二年,接任中國公學校長兼文理學院院長。在上海的三年,胡適與徐志摩、梁實秋等人成立“新月社”,出版《新月》刊物。1929-1930年間,胡適在《新月》雜志陸續發表署名文章《人權約法》、《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后成集為《人權論集》,對當時國民黨的專制獨裁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結果,上海市特別黨部呈請將胡適撤職查辦,國民黨教育部發布了對胡適的警告令,《新月》雜志也落得個“沒收焚毀”的結局。在國民黨的高壓政策下,胡適于1930年5月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之職。11月攜眷北上,仍居北平,整理出版個人文集和撰寫回憶錄《四十自述》。

1931年1月,胡適又重回北大任教,并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九一八”事跡后,蔣介石在南京召見胡適等社會賢達人士,“對大局有所垂詢”這是胡適首次圍繞中日交涉問題積極地向國民政府獻計獻策,在《獨立評論》(1932-1937年)上發表了一百余篇政論,針對當時的“剿匪”問題,“李頓調查團”、“民權保障同盟”、“福建事變”和“西安事變”等提出了個人的見解,其政治態度有傾向于國民黨,但也有不少的愛國舉動,如:1933年應傅作義之邀為國民黨五十九軍抗日陣亡官兵撰寫長達一千五百多字的碑文;1936年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大規模示威游行后又召開大會時,胡適不僅到會,還發言支持學生們反對“華北自治”的正義要求。

在整個三十年代,胡適作為文化人卷入了那場中西文化論戰,他既指責薩孟武等人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張之洞“中體西用”的翻版,又對陳序經的極端全盤西化保留態度,主張用“充分世界化”、“全力現代化”來代替“全盤西化”,在思想文化領域繼續做著反封建的啟蒙工作。

1937年“七七事跡”后,胡適開始為國事奔走呼號,他以非官方身份出游歐美,拜會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美國各地及加拿大發表關于中國抗戰的演講,在國際上產生較大影響。1938年9月,胡適出任駐美大使。他為推動美國放棄孤立主義、投入太平洋戰爭,為中國政府爭取美國貸款,做出了特殊貢獻。胡適一生中被授予的三十六個名譽博士學位中的二十幾個正是在1938-1942年間他出任駐美大使期間獲得的,這與他積極宣傳中國抗戰,在外交活動中表現的反法西斯的正義立場,從而贏得歐美學術教育界同人的尊敬是分不開的。這表明,胡適在抗戰期間的表現,不失為一位有特殊貢獻的愛國者。1940年12月15日,胡適家鄉績溪上莊村民為慶賀其五十歲華誕,改村名為“適之村”。

1942年9月,胡適駐美大使任期已滿,便向重慶政府電呈辭職。然后,移居美國紐約繼續從事中斷多年的學術研究。次年起,又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這期間,胡適主要潛心于《水經注》的研究,他搜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版本,用了千百個證據推翻了所謂戴震抄襲趙翼水經注釋的冤案。此外,胡適還多次去哈佛大學作演講和講授《中國思想史》等課程。1945年4-6月,胡適作為中華民國代表團成員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會議,通過聯合國憲章等問題。11月又赴英國出席“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會議”,并參與制定該組織的章程。

1946年6月,胡適離美回國,9月在北平正式出任北大校長。面對當時國共兩大政治勢力的較量,胡適顯露出了他不肯放棄“無黨派人士”身份的矛盾心態。他多次拒絕蔣介石邀其出任“國府委員”、“考試院長”、“行政院長”等職,希望保持“在野”的“超然地位”,替國家、替政府說些“公平話”,但又以“學者”身份參加了1946年11月的偽“制憲國大”。以至于當國民黨在1949年敗走大陸時,胡適也被中共新華社廣播稱為“重要的戰爭鼓吹者”,戴上了“學者型戰犯”的帽子。

1949年4月,胡適由上海乘船赴美國定居,開始了他流落美國長達十余年的“寓公”生活。這期間,他除了應邀赴臺講學和出席偽“國大”二次會議外,主要擔任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研究員和東方圖書館主持人,以及后來的葛思德圖書館名譽主持人等職,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和整理“國故”的工作。

1958年4月,胡適離美赴臺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他想借此實現“學術獨立”、“科學救國”的夢想。為此,胡適擬定了《國家發展科學培植人才的五年計劃的綱領草案》,并成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等,呼吁海內外學人共同為發展臺灣的科技貢獻力量,這為日后臺灣科學的發展,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胡適所倡導的改革專制型政治制度,建立健全法治一系列主張,卻遭到了蔣家父子的高壓。1960年臺灣當局查封了以胡適作為發起人之一的《自由中國》雜志,胡適也卷入了這場“雷震案”當中,飽受了精神上的痛苦。

晚年的胡適體弱多病,又患有心臟病。赴臺定居后,數次復發,但他仍堅持看書寫信或參加社會政治活動。1962年2月24日胡適來到臺北“中央研究院”。主持第五次“院士”會議。在歡迎新院士的致詞中,他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臺灣當局為其舉行了隆重的國葬典禮,各地有幾十萬人舉行公祭活動。美國、日本、加拿大、韓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著名大學和學術團體紛紛打來唁電,對國際著名學者胡適表示哀悼,蔣介石也撰寫挽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后來,蔣又在各界人士的要求下,頒布了“褒揚令”。10月15日,一代學人胡適被安葬于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門口對面的舊莊山坡。后來,臺灣當局又建立了“胡適紀念館”和“國立胡適小學”等。

胡適一生對人和藹、平易,對家鄉人尤為熱情有禮,保持著濃郁的鄉土之情。早在北大任教時,胡適就曾任績溪同鄉會會長十余年,其“徽駱駝”、“績溪牛”的題詞更是給了徽州旅外人士以莫大鼓舞。此外,胡適還為家鄉文化、教育、衛生等公益事業做了大量實事,如:捐獻圖書三千冊成立績溪縣圖書館;為上莊毓英小學籌集經費,聘請教員,并親任名譽校長;發起建立止原公幕,改革殯葬陋俗;倡議編纂《績溪縣志》,并把自己珍藏的萬歷、康熙、乾隆三部縣志捐獻出來;出資修建績旌山路楊桃嶺;1948年績溪疫病流行,胡適自購藥品相贈,又出面爭取資金和醫療設備,建成“績溪公立醫院”(縣人民醫院前身)。晚年的胡適仍眷戀自己的故鄉,曾為臺灣出版的《績溪縣志》題詞,“努力做徽駱駝”,他創作的詩詞《希望》“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被臺灣同胞譜成思鄉之曲,廣為傳誦,表達了渴望祖國統一的心聲。

以亦儒亦商著稱于世的績溪明經胡氏,在晚清時候,還有一位不可不提的杰出人物,那就是經商而至富可敵國、官至二品、資助左宗棠平定新疆的紅頂徽商胡雪巖。在績溪胡雪巖紀念館,我們細細地品味了胡雪巖跌宕起伏的商海浮沉。胡雪巖紀念館館長周顯明向我們講述了胡雪巖的傳奇一生。

胡雪巖,績溪湖里人,名光墉,幼名順官。小時候家境貧寒,無力入塾,幫人放牛為生,稍長,經親戚薦往杭州于姓錢莊當學徒,因其乖巧玲瓏,且不辭辛勞,踏實好學,粗通文墨,深得店主賞識,擢為跑街。咸豐十年(1860),因店主無后,又覺光墉生性機敏,穩重踏實,為人可靠,便在臨終前將錢莊悉數相贈,胡則拜其為義父,送老歸山。此后,胡靠患難之交浙江糧臺總辦王有齡的資助,自開阜康錢莊。隨著王有齡的不斷升遷,其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錢莊外,還開起了許多的店鋪,成為杭城一大商紳。

咸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軍進攻杭州時,光墉處變不驚,暗中與軍界搭上了鉤,大量的募兵經費存于胡的錢莊中,又被王有齡委以“辦糧械”、“綜理槽運”等重任,幾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戰時財經。1862年,王因喪失城池而自縊身亡,左宗棠繼任浙江巡撫一職。在戰爭環境中,胡雪中送炭,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內籌齊十萬石糧食的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同時從上海、寧波購運軍火接濟清軍,獲得左的賞識并被委以重任,主持全省錢糧、軍餉,因此阜康錢莊獲利頗豐,京內外諸巨公無不以阜康為外庫,寄存無算。他還協助左宗棠開辦企業,主持上海采運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甘肅織呢總局,經手購買外商機器、軍火及邀請外國技術人員,從中獲得大量回傭。他還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操縱市場,壟斷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錢莊支店達20多處,遍及大江南北。資金2000多萬兩,田地萬畝。在左宗棠任職期間,胡還管理賑撫局事務,設立粥廠、善堂、義塾,修復古寺古剎,收殮了數十萬具暴骸;恢復了因戰亂而一度終止的牛車,方便了百姓;向官紳大戶“勸捐”,以解決戰后財政危機等事務。胡雪巖因此名聲大振,信譽也大大提高。由于輔助左宗棠有功,補授江西侯補道,御賜二品頂戴,賜穿黃馬褂,成為紅項巨商。

同治十三年(1874),胡雪巖等設胡慶余堂雪記國藥號,光緒二年(1876)于杭州涌金門外購地十余畝建成膠廠。胡慶余堂雪記藥號,以一個熟藥局為基礎,重金聘請江浙名醫,收集古方,總結經驗,選配出膏丹丸散及膠露油酒的驗方400余個,精制成藥,便于攜帶和服用。其時,戰爭頻仍,疫疬流行,胡氏辟瘟丹、諸葛行軍散、八寶紅靈丹、痧藥等藥品備受歡迎。此后,胡雪巖親書“真不二價”和“戒欺”字匾,告誡職工“藥業關系性命,尤為萬不可欺”,“采辦務真,修制務精”。其所用藥材,直接向產地選購,并自設養鹿園。胡慶余堂成為南方最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藥的國藥號,與北京的百年老字號同仁堂南北相輝映,對中國醫藥事業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在左宗棠成功收復新疆,結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蠻統治中,胡雪巖立下了汗馬功勞,表現了他的愛國之情。功成名就之后,他熱心慈善事業,為杭州百姓做了許多義舉,如開設錢塘江義渡,方便了“上八府”與“下三府”的聯系,設船,為乘客提供方便,并多次向直隸、陜西、河南、山西等澇旱地區捐款賑災,到1878年,除了胡雪巖捐運給西征軍的藥材外,他向各地捐贈的賑災款達二十萬兩白銀,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更鮮為人知的是,在轟動朝野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聲譽活動京官,贊助錢財,為此案最終昭雪立下了汗馬功勞。此外,他還兩度赴日本,高價購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國文物。從這些舉動中可見胡雪巖行俠仗義的仁厚和拳拳愛國之心。

光緒八年(1882),胡雪巖在上海開辦蠶絲廠,耗銀2000萬兩,高價盡收國內新絲數百萬擔,企圖壟斷絲業貿易,惹怒外商,聯合拒購華絲,又因海關海運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運。次年夏,被迫賤賣,虧耗1000萬兩,家資去半,周轉不靈,風聲四播,各地官僚竟提存款,群起敲詐勒索。十一月,各地商號倒閉,家產變賣,胡慶余堂易主,宣告破產。接著,清廷下令革職查抄,嚴追治罪。胡雪巖遺散婢妾仆從,于光緒十一年十一月郁郁而終,黯然離世。

績溪明經胡氏派衍紛繁,杰出人物如燦爛星河,除上述胡適、胡雪巖外,還有名滿天下的徽墨胡開文,積德行善,遍于富徽工地的大善人胡商巖,著名書法家胡鍾吾等等。



三、金紫胡,崇文重教,漢學傳家

金紫胡氏,是北宋胡舜陟的后裔,散居績溪城內東街一帶。胡舜陟,字汝明,號三山老人,與抗金名將岳飛結為莫逆之交,北宋大觀三年(1109)進士,徽猷閣學士,受封金紫光祿大夫,因此,他家的后代就以“金紫”命名本姓,這支胡姓是以官職來稱呼自己家族的。

這里,有必要說一個戲劇性的插曲。在19世紀中后期,亦即在清代乾隆與嘉慶朝前后,績溪四胡中最著名氣的是“金紫胡”,為什么呢,因為這一時期,其它幾支胡姓都比較沉寂,唯有“金紫胡”因為崇文重教,漢學傳家,出了所謂“乾嘉大師”、“禮學三胡”(又稱“經解三胡”)的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而名噪一時,以至于胡適成名后還有人把他與這個有名氣的漢學書香望族在血緣上聯系在一起。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在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寫的“序”中稱“適之先生生于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在《答林琴南君函》中又說:“胡君(適之)家世漢學”。胡適在他的《口述自傳》中曾特地指出更正:“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為拙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卷所寫的序言中,曾誤把我家說成是世居績溪城內胡氏的同宗。蔡先生指出績溪胡氏是有家學淵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之間滿清乾嘉之際,學者如胡培翚及其先人們都是知名的學者。但是這個世居績溪城內的胡家與我家并非同宗。”又老實承認:“我家世代鄉居,歷代都是靠小本生意經營為生的。”另一位弄錯胡適家世的著名人物是梁啟超,他在1924年2月寫的《清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安徽”一節中稱胡匡衷、胡培翚、胡承琪為“績溪三胡”,又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又《清代學術概論》中稱:“績溪諸胡之后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他們將胡適與“績溪諸胡”掛起鉤來,且言之鑿鑿:“績溪諸胡之后有胡適。”胡適不是“績溪三胡”之后,他家祖上壓根兒與漢學沒有聯系。他家祖上是農民,近世乃小本經商,識字的不多,更說不上“多才”了。胡適父親胡傳是服膺宋學的一個秀才,后來雖也做了州縣級的地方官,但聲名不出鄉里本族,在績溪一縣的名人錄里是微不足道的,盡管其學問識見、行為膽略大可稱道。由于蔡元培、梁啟超等人的影響,后面跟著錯的人也不少,如楊家駱《新世紀高中國文選》稱:“適之為績溪漢學家胡培翚之后,故云家世漢學”。傳到日本,竟徑直變為“胡培翚的兒子”了,如日本諸橋轍次編的《大漢和辭典》中“胡適”條目下明白寫著“安徽績溪人,胡培翚之子。”而胡適的父親稱胡培翚則為“吾邑胡竹村先生!”近二十多年來胡適與“績溪諸胡”的糾葛已被澄清,但對胡適先世的考述則大多語焉不詳。所以,績溪的胡姓,對外人來說,幾乎是一筆糊涂帳,即使本地人,也還是難以一時弄得清楚的。

績溪金紫胡嫡系后人、飽學之士、88歲的胡家禔先生為我們提供了他們金紫胡的來龍去脈和崇文重教,漢學傳家,代有聞人的歷史。

金紫胡宗唐散騎常侍胡宓為始祖,南唐時遷績溪,南宋時建祠堂。但冠名“金紫胡”,卻是以胡舜陟的金紫光祿大夫而稱呼的。胡舜陟,是他們金紫胡歷史上值得百代稱頌的第一人。因為他不僅是官做得比較大,而且是個忠臣,是個敢于死諫的直臣,他與岳飛不僅私交甚篤,而且敢于面對權奸秦檜,上奏朝廷,為岳飛辯誣伸冤,這在秦檜權傾天下的當時,那時需要非常膽量的。胡舜陟因此而被秦檜構陷害死。朝野百姓,聞知舜陟死于冤獄,痛哭失聲。群情激憤,朝野不服。胡舜陟的夫人江氏申訴到朝廷,宋高宗派人核查后對秦檜說:“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懲。”于是,將查辦的胡舜陟一案的官員移送吏部處置,并下詔贈封胡舜陟為少師,遺體賜葬湖州歸安縣謝勘村,遣官致祭,命名當地為胡家塢。《績溪縣志》錄有一首岳飛到績溪與胡舜陟父親胡咸公徹夜長談的詩作《靖康初過華陽鎮宿胡殿中東麓書院與咸公話別》:“杲杲日初出,祥云已半空。梳頭促馬鞍,不覺東窗紅。別酒灑行淚,揮戈敢立功。聞公侍御子,奮臂斬奸雄。”可見岳飛與金紫胡氏父子的交情非淺。

胡舜陟死后,他的兒子胡仔既痛奸侫之當道,又悲父親之屈死,憤然辭去當時任職的晉陵縣令,歸隱于浙江的湖州苕溪,終日以課徒文研為事。胡仔雖自號“苕溪漁隱”,即一直未忘記自己的家鄉。他說:“績溪乃余桑梓之地”。他在(《苕溪水閣詩并序》)中記下了這種濃濃的思鄉之情。詩云:“三間小屋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績溪翁。”叢話中提及湘中浯溪的石岸時,他不無自豪地說:“吾鄉乳溪有石崖,亦光能鑒物,與浯溪石崖正相類,人因呼為石照”《叢話》中多次提到徽州,在談到溫泉時,他引用兩句古詩:“嵩陽若與黃山比,猶少靈砂一道泉。”提到石硯,他則寫道:“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縝密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為硯,故世所珍也。”并以《硯譜》、《硯泉》中的有關記載來證明歙石遠勝于端石。

胡仔平生博覽群書,著述甚豐,隱居苕溪后,更潛心研究唐以來的各家詩詞,“終月明窗凈幾,日披手抄”。窮二十余年,寫成《苕溪漁隱叢話》前后集共百卷。《叢話》按照發展“開元之李杜,宋之蘇黃”的宗旨,采摭輯錄各家詩話及有關材料一百多種,或將相關的材料加以比較分析,或聯系生活實踐去研究解釋詩句,或引用有關詩文或史料進行論證辨誤。《叢話》除輯錄前人或時人的著述外,兼采其父舜陟(三山老人)之說,申述自己的見解。

胡仔在論詩上,每多精辟見解,在唐宋詩人中,他極推崇李、杜、蘇、黃,尤為推崇杜甫。胡仔對黃庭堅、秦觀的詞創作也有佳評。他說:“自今觀之,魯直詞亦有佳者,第無多首耳。少游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胡仔自己也是十分出色的詩人,他的詩詞清新俊逸,情景交融。

“苕溪漁隱叢話”是我國歷史上一部很有影響的詩話集,《四庫提要》認為它和阮閱的《詩話總龜》二書相輔相行,“北宋前的詩話,大抵略備矣。”當代詩學大家錢仲聯先生說:“今人所編的宋代詩話輯逸本,其許多材料很多取自胡仔書中。”譚正壁先生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評:“去取謹嚴,為詩話中杰作。”

說到乾嘉大師的禮學三胡,88歲的老人胡家禔先生更是如數家珍。他說,蔡元培先生在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序中提及的“漢學世家”,指的是績溪縣城金紫胡氏家族中的學人。他們世代相承,推崇漢儒樸實學風,用訓詁和考據的方法治經(即研究經學),多有創獲,其注疏廣為流傳,受到乾隆朝以下學界的關注;胡適與唐德剛先生提到的“經解三胡”(亦稱“禮學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祖、叔、孫三代,就是“漢學世家”的三位代表性作家。《清史稿》中有他們的傳記。

胡匡衷(1728-1801),字寅臣,號樸齋,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幼承家學,遍讀諸經,必究所以,不妄茍同;治學嚴謹,以經治經,尤深于《易》。著有《周易傳義疑參》、《周禮井田考》、《井田出賦考》、《春秋列國職官譜》、《左傳翼服》、《禮記職官考》、《三禮札記》、《論語古本證異》、《論語補箋》、《莊子集評》、《離騷集論》、《樸齋存稿》與《儀禮釋官六卷候國官制考》二卷、《候國職官表》一卷等十三種,學界尊之為樸齋先生。其遠祖東峰先生(名永淳,一名時中),嘉靖間即以治《尚書》著稱:其祖、父、叔、兄、三位弟弟皆治經,都有著述,尚有若干傳世之作。

胡秉虔(1769-1832),原名秉乾,字伯敏,號敬亭,又號春喬。匡衷侄、匡憲子,嘉慶己未(1799)會魁,欽點主事,簽分刑部山西清吏司。辛酉(1801)充會試外廉官,丙寅(1806)調任甘州府張掖縣知縣,己卯(1819)充陜西鄉試同考官,旋署涇州直隸州知州,升河州知州,調補西寧府丹噶爾同知,道光壬辰(1832)卒于官。于西北邊疆建設,民智開發多有建樹,并有一子、一孫留居甘肅。胡秉虔幼承庭訓,通曉諸經大義,長而治學嚴謹,在“經解三胡”中,著述最豐,僅光緒間家譜書目即列有22種之多,且不包括民國年間在甘肅發現的著述10余種(稿本)。今流傳的刊本有《卦本圖考》、《尚書序錄》、《說文管見》、《古韻論》、《涼西京博士考》、《甘州明季成仁錄》、《河州景忠錄》、《受經堂詩存》等,可見其用訓詁考據對古籍整理之貢獻,誠為乾(隆)嘉(慶)間皖派漢學之名家。其子培孝、培元,孫肇昕,于經學亦有傳承之作。

胡培翚(1782—1849),字載屏,號竹村,幼即受經于樸齋先生(祖匡衷)和繩軒先生(叔祖匡憲),見知于汪廷珍,后又師事于汪萊、凌廷堪等大家。嘉慶庚午(1810)中舉,己卯(1819)成進士,授內閣中書,充實錄館詳校官,事畢擢戶部廣東司主事兼辦云南司事。他認為“戶部之理財,不在開捐例、加鹽價,惟在理其自有者而已”。由是他稽查嚴密、不避勞怨,部下都敬而畏之,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道光十一年(1831),與“真失察者同被議”,憤而辭官離京,應陶澍之聘,主講于江寧(南京)鐘山書院,接著又應聘主講于博山惜陰書院;而后又歷主云間、婁東、廬川、涇川諸書院,前后十余年。死后鐘山、惜陰二書院都常年祭祀他。

胡培翚治經,初有志于《毛詩》,后轉至“三禮”,尤重《儀禮》。《儀禮正義》是他積四十年心血的代表作。初命其從子肇昕輯成初稿,后由其高足江寧楊大堉補纂成《儀禮正義》四十卷,由陸笠夫刊布,填補了宋儒以來對《儀禮》研究的空白。后人評此書曰:“上推周公、孔子、子夏垂教之旨,發明鄭君(鄭康成)、賈氏(賈公彥)得失,旁逮鴻儒經生之所議,張皇幽渺,闡揚圣緒,二千余歲絕學也”。其他代表性著作還有《補儀賈疏訂疑》、《宮室提綱》、《儀禮釋文校補》、《燕寢考》、《研六室文鈔》等。

胡培翚每年必將節省之款捐于義倉、義學、義田,以贍養邑中貧困者。道光4年(1824),他仿休寧縣公捐賓興盤費基金、存典生息資助科舉學子的辦法,為績溪募集賓興盤費基金5000余兩;道光8年(1828),又念及績溪古書院無一存者,便倡導捐建了東山書院,募集書院基金8180串、田地600余畝。此兩項基金為晚清和民國年間績溪縣的主要教育基金,直接促進了績溪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嘉惠甚遠。道光17年(1837),他又與族人商議,募集了一批圖書,創建了胡氏世澤樓(即民國年間的胡氏圖書館),并兼營胡氏先人著述的刊布;所刊之書,至今仍受到出版界、學術界的矚目。世澤樓的刻版,尚存數百片,仍能刷印成書。在胡培翚的影響下,胡氏家族中又有一批兄弟、侄孫輩治經學,其中卓有成績者有紹勛、紹英、廷授、培系、培受、肇昕、昌豐、肇齡、胡澍直至民國年間的晉接諸人。若上溯至永淳,自晚明至晚清,金紫胡氏前后有十四代人治經,故被蔡元培譽為“漢學世家”。



四、遵義胡,謙恭持禮,低調行事

績溪遵義胡因住在績溪城內遵義坊而名,是明代工商尚書胡松的后裔,所以又叫“尚書胡”。這一支胡氏是宋代中葉由胡清從浙江烏程遷到績溪縣臨溪高車(以前叫胡村)定居,傳到八世的胡日嚴,再遷居績溪縣城遵義坊(原績溪縣棉織廠一帶),并建有宗祠。因此,遵義胡也叫尚書胡,這支胡姓宗胡清為始祖,至今也有800多年了。再往上溯,便與金紫湖是一宗了。胡松,字茂卿,號承庵,明代正德九年(1514)進士。禮授嘉興府推宦,己卯(1519)擢陜西道監察御史,辛已(1521)授山東監察御史。在任屢劾(朱)宸濠黨羽內外為奸,禍國殃民;又請裁東廠緝事、撤臨清市內官店而聞名。

嘉靖元年壬午(1522),因薦事忤旨而被罷官還鄉。嘉靖六年丁亥(1527)復任浙江道監察御史,因劾“桂萼薦王瓊”而被謫為廉州推官,次年授福建按察司僉事、布政司右參議。在任察民情、平冤獄有聲;十四年乙未(1535)任南寧兵備道副使,十六年丁酉(1537)任云南布政司右參議,二十年辛丑(1541)任貴州按察使;二十二年癸卯(1543)任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二十五年丙午(1546)任左布政,二十六年丁未(1547)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上疏治淮良策。二十七年戊申(1548)總督河漕,兼巡撫鳳陽、淮安等處,次年授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二十九年庚戌(1550)晉升工部尚書。伊王欲拓其洛陽府第,費金十萬,以十之二賕嚴嵩、期必得,胡松則據“祖制”抗爭而止;“俺答入寇,仇鸞以邊眾入衛,欲悉召其眾實京師,移武庫仗于營,便給調”,胡松以“邊兵不內駐,武庫仗不外移”為由,強調杜微慎防,執意不許。又議改任刑部尚書,遇嚴嵩作梗,遂于是年十一月以病乞歸。在鄉,謙恭為民,為減狄港徭役,筑東門長堤,出力猶多,于是民立世德碑誦之。

遵義胡從他們的祖宗開始,就是一個謙恭持禮,低調行事的家族。我們在績溪縣采訪遵義胡后人、著名語言學家胡裕樹先生女兒胡嗣玲時,她這樣對我們說,她的父親胡裕樹,筆名胡附。1945年7月畢業于暨南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1949年調入上海復旦大學,先后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兼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1986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批為現代漢語專業博士生導師。七十年代中期,受國家委派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從事金日成著作漢譯本的審閱定稿工作。1983年應邀訪問日本,在大阪市學術演講會作有關中國文字改革的學術報告,并在大阪市立大學、關西大學等校講學。2001年在上海逝世。

胡裕樹早年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與教學,撰寫《論唐代的邊塞詩》等論文,得到陳子展、劉大杰的好評。50年代起致力于語言學的教學與研究,重點研究漢語語法。先后開設“語法修辭”、“現代漢語”、“語法理論”、“漢語結構學”、“漢語語法學史”等課程,60年代初,和陳望道教授合作,招收語法修辭專業研究生,從那以后,傾心培養碩士生、博士生、高校進修教師、國內訪問學者、國外留學生、國外訪問教授等,為培養高層次學術人才作出了貢獻。

胡嗣玲女士說了二件她父親的趣事,一件是在上世紀80年代,她父親的一個研究生,在一個寒冷的冬天到來她家,進門時,把一件比較破舊的外衣脫下,掛在門外的樹枝上,這事被胡師母知道后,告訴了胡教授。胡教授趕快脫下自己的外衣,披在學生身上,并語重心長地對他說,不要因為愛面子而凍傷了身體,我們不是嫌貧愛富的人家,今后大可不必這樣。使那位學生深受感動。另一件是他父親作為一個著名教授,從不讓人宣傳他,始終低調做人做事,他享受國家特殊津貼,但生活極其儉樸,只知道做學問。看他的衣著裝束,就是一個典型的教書先生。逢年過節,兒女們要他放下學問,來團聚一下,他都要想辦法把這點時間補回來。

】【打印】【 繁體】【投稿】【續投】【/】【關閉】【評論】 【返回頂部】 
熱門文章
最新文章
推薦文章
相關文章
 
首 頁
Copyright 2006-2007 http://www.amvlel.live all rights reserved
浙ICP備11010805號-1 浙公網安備 33010802003028號 TIME 0.123114 second(s)
pc28走势图幸运28走势图